徐雨衡：请三位老师谈谈如何通过权利本位建构法理学新体系？ 徐显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吉林大学教科书的名字是《法的一般理论》，李放老师也编了一本书，叫《法的基础理论》，后来北京大学沈宗灵老师也用这个书名。
因为所有的约定都是一种交换，其中每个人喜好他因此所得到的胜过他所给予的。公共营造是政治体的一种，与人的团体一样具有需要和手段，因此必须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予以组织。
个人自由更大的威胁是，行使某种公共权力的官员的行为。社会结合的目标 社会结合的目标是结合者的福利。正当的关系 因此，人们之间的关系必须定格在能正当联结他们的那些关系，正当的关系产生于真正的契约。他们的原理是不同的：此处不宜阐述。在其当前的状态中，地域性财产满足个人需要少于满足社会需要。
在法律的限制以外，一切对于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因为社会结合不只是为了一个人或多个人的自由，而是一切人的自由。一切有表态之决心的人，都首先同意总是求助于多数。类似这样的法治观念，我们恐怕不能再拘泥于过去的那些提法。
第二种是阿拉伯式，宗教就是法律的模式。二者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权利本位属于价值论层面，现代法的价值和目的必然是以保护每一位公民的权利为基本出发点。后来雨衡——我们的编辑部主任，她说：三剑客不是你的同学、老师吗，能不能组一篇稿子？当时我想这个主意挺好，但是说实在的我没有信心，因为三位都非常非常繁忙。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对马克思理论研究得非常深入，同学们对他的辅导课评价是质量非常高。
成良刚才讲的单纯，最单纯的是哪些人呢？我觉得最单纯的是我们中文系那些只在真善美上作追求的同学，像王小妮，徐敬亚这些人，单纯得让他们成为了那一届诗人的代表。双一流是中央决策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中央出台了总体方案，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出台了实施办法。
这几篇文章拉开了新一轮的权利义务讨论的和整个法学概念体系、范畴体系的讨论新序幕。吉林大学的讲座很多，我听得很杂，虽然并不能系统地掌握，但会有一些印象，一些点上的启发。一部分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特征，包括概念、方法、经验。透明就是公开，所有被评价的成果，在评价过程中都是透明的。
当时三位青年，是怎么碰撞到一起的？您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学术背景下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徐显明：文显和我俩，严格来说不是一辈儿的。把经学的春秋断狱与律学的传统综合注释，到了唐代的时候到达了巅峰。我现在研究法治问题的文章已经超过了我研究法学理论范畴和体系建构的文章，而我们党和国家法治建设，每隔一个时期都有一个新东西，我们跟进研究。第二项，审判权和司法行政权分离。
而年轻人需要找一个领头羊，文显又是不二人选。除人类永恒的问题之外，人类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都有着与其时代相适应的一些问题。
过去，我们将法学理解为法律科学。当这两个事情都打破了以后，才可能产生权利本位、义务重心、权利义务相统一三种说法，这三个说法无论哪个都是以法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所以上帝死了，人才活了，人的主体性恢复了。《唐律疏议》是中华文明在法律文化上集大成的代表作。三、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徐雨衡：三位老师怎么看待目前中国法学取得的成就？我们和大陆法学、英美法学相比，不足之处和短板在哪里？存在的问题还有哪些？三位老师谈谈这个问题好不好？ 张文显：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在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的有力推动下，中国法学研究以前所未有的政治信念、学术热情和创新精神，致力于推进法治理论体系创新、法治制度体系创新和法治实践路径创新，致力于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建构、提升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法理学始终要解决从事法学研究的人的价值观问题，只要有价值观问题的探讨，就一定离不开法理学，所以说法理学的价值是永恒的。郑成良：社科法学只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这时，成良是吉林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显明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创院院长），我是吉林大学的副校长。
用科学方法研究法律概念能产生很多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和适用法律。第四项是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两个大阶段是改革前、改革后，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是第一大阶段，改革开放到现在是第二大阶段。徐显明：这场新的讨论，旧话重提，但是它有新的时代意义。
所以法学足以涵盖其他社会科学。铃木敬夫经常来中国，他为中国三十余所大学作过讲座，和我们三个人都认识。
过去我们的法学教育是一个学术教育，是一个学科教育，所以对于法学教育的评价，就是学术和学科这两种评价方式，而没有从职业人才角度评判。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论是法理学还是法史，都是国家在先，法律在后。徐雨衡：文显老师，您如何看待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 张文显：关于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我既不赞同悲观主义、也不迎合理想主义，我持现实主义立场。比如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有哪个重大的法学理论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哪个重大的法律制度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在国际法的领域，中国又做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有，不是没有。
张文显：我觉得我们三人凑在一起，是因为大家都对理论有一种浓厚的兴趣和研究理论的热情，因为那个时代是需要理论的时代，有很多观念和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的阐明和澄清。任何创新，都没法把它转化成数字。
我们和台湾地区的法学界相比，过去我们是追赶，一段时间后人家说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第一个阶段是法治艰难破冰时期，也叫法律虚无主义时期。
后来我和文显都留在吉大当老师，显明毕业之后就去山东大学了，山东大学法学院是乔伟教授带着显明他们一起创立的。但快乐的本质是有差别的。
量化的评价体系就是看指标。在这个意义上，文显是大师兄，我和成良晚一点。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中国法律制度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没有这个工具，法科学生照样能成为优秀的法官，优秀的律师，优秀的检察官。
天赋人权的观念我们绕不过去，一定要接受，离开了天赋人权我们就没有人权观念，因为人权在我看来就是人应当享有的权利。第一大阶段是法律虚无主义。
三是经过三次审议，最后交到代表大会上去。2004年国务院就出台了一个《全面依法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当时提出用十年的时间来建设法治政府。
法学研究人员宁可远离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和论题，宁可说套话、空话，也不越雷池一步，学术争鸣、学术批判严重匮乏。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解决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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